董必武清正廉潔的故事

發布時間:2021-03-02 10:41   來源:人民網-中國共產黨新聞網  

 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,一生清正廉潔,為全黨樹立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楷模。他留下許多清正廉潔的故事,僅記幾件。

  廉潔自律,克己奉公

  紅軍長征時,董必武年紀已經年近50,在那個年代已經算是老年人了,在紅軍中更是年紀大的長者,但他硬是堅持跟隨部隊走了過來。

  1934年底,中央縱隊成立了一個干部休養連,實際上都是年老體弱和婦女組成的隊伍,有100多人,其中30多人為婦女干部(其中有蔡暢、賀子珍等人,還包括4名孕婦)。中央有關部門選擇當過中央黨校副校長、為人慈祥的董必武擔任隊長。由于董必武年紀大,留著胡子,被大家戲稱為“胡子隊長”。長征途中,年紀大、身體也不好的董必武嚴格要求自己,背著和年輕人一樣重的東西行軍,同時還要照顧婦女干部和傷病員,組織抬60副擔架的120多人的擔架隊的行軍和食宿,還要負責收容掉隊的戰士。每到一個宿營地,他要跑來跑去,安排好籌糧、做飯、睡覺、警戒。夜間他還要起來查鋪、查哨。離開駐地時又要檢查部隊的群眾紀律,如果有忘記歸還的,他要親自歸還,如有損壞群眾物品的,他要親自去賠償。行軍時,董必武總是從隊前跑到隊后鼓勵大家,往返跑了比別人多很多的路程。年近50的董必武還經常替抬擔架的人換肩。一次,他在替抬擔架的同志換肩時,由于太累了,腳沒有站住,一下子摔在泥坑里,渾身沾滿了泥。有個調皮的隊員見狀,給董必武送了個“泥人董”的外號,惹得大家一陣歡笑,董必武也高興地和大家一起笑了起來。

  遵義會議后不久成立的由毛澤東、周恩來等人組成的紅軍新“三人團”很關心董必武等老同志,給他們每人配備了一匹馬。但董必武用配給他的那匹馬來馱傷病員,馱糧食,馱書,自己則拉著韁繩在前面引路。中央和同行的同志一再勸說董必武騎馬,但他依然堅持步行。行軍中,為了照顧正在發燒生病的飼養員,董必武把馬讓給飼養員騎,自己邊牽馬邊手拿木棍撥草探路前進。在一個斜坡外,下面是懸崖,馬不肯走。他使勁一拉,馬突然朝前一跑,他連人帶馬滾下坡去,幸好被坡下的小樹擋住才躲過一險。

  途中住宿,警衛人員考慮董必武年紀大了,總是安排他住相對好一點兒的房子,但董必武堅決不允許,每次都主動住在最破舊的房子里。為此他每次到駐地,都先要察看同志們的住處,一是看大家住宿還有什么問題沒有,二是看自己住的是不是比別人的好。如果發現比別人的好,他就毫不猶豫地搬到差的房子中去住。紅軍長征二萬五千里,董必武是拄著棍子自己步行走過來的。

  1935 年,董必武在延安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。當時條件十分艱苦,黨校校長和教務處主任等幾個人在一個屋子辦公。作為校長,是可以有自己的一張桌子,可以自己睡一張床鋪的,但董必武堅持和教務處長共用一個桌子、一條長板凳辦公,合用一張硬板床睡覺,和學員吃一樣的伙食。他處處以身作則,給黨校學員樹立了好榜樣。

  全面抗戰爆發后,中央調他去做統戰工作。做這個工作,是需要經常與國民黨高級軍官和上層人士打交道的。國民黨高級軍官和上層人士衣服光鮮,腳穿皮鞋或者馬靴,吃飯七八個菜,有酒有肉,出入有衛兵前呼后擁,氣派得很。董必武卻只身穿打著補丁的舊軍裝,穿著補了又補的舊布鞋和他們打交道。他不卑不亢,有一種沉穩、大氣的風度。談完事,董必武起身就走,從不吃國民黨上層高官的請,而是回去和同志們一起吃窩窩頭就咸菜。有工作人員提出,董必武和國民黨高官打交道,雖然衣著不與他們一樣光鮮,但也應該穿八路軍的新衣裳,不應該穿打補丁的衣服,這樣顯得我們太寒酸。董必武堅定地說:“共產黨人和國民黨比的是什么?是比誰革命,比誰真正為億萬中國人民謀利益,比誰抗日堅決,比誰能得到人民群眾擁護,而不是比誰闊氣?,F在延安條件艱苦,要想到前方戰士,想到被日寇占領的地方人民逃荒要飯,不能多花一分錢。”

  后來,董必武調至中共南方局(八路軍辦事處)擔任中共南方局常委、統戰工作委員會書記。當年生活十分艱苦,八路軍辦事處每個人的伙食費一個月只有3元法幣。重慶談判時,毛澤東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,看到這里的同志們吃得非常差,說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伙食比延安還差。

  由于生活費用少,重慶物價經常波動,八路軍辦事處的日常生活往往難以為繼。為了節約用度,保證中共南方局的正常運轉,組織決定由董必武兼管后勤方面的工作。董必武身負很多重任,工作千頭萬緒,每天都忙得很,但他對于辦事處機關的伙食開支管理和監督得非常嚴。他自己帶頭勤儉節約,決不多花一分錢。他對辦伙食的同志提出了一個要求:既要想盡辦法改善同志們的伙食,又決不能亂花一分錢。他親自制定了一個機關伙食標準,實行包干調劑。經濟方面的開支要認真記賬,每個月算一次賬,決不能透支。辦伙食的同志嚴格按照這個要求做了。每個月的開支賬,董必武都要核查。有一個月,董必武在核查月底伙食費賬目時,發現多支出了6角錢。董必武因為這件事十分自責,他說:“我們黨的經費,每一分錢都是同志們用血汗甚至生命換來的,我們決不能浪費一分錢。”董必武提出自己要在機關大會上作檢查,有同志勸道:“多開支6角錢,也不是你支出的,下次補回來就是了,就不要在大會上檢查了。”董必武說:“我是分管后勤工作的,責任在我,正人先正己。”他堅持在大會上檢查。他不僅在大會上檢查了,還親筆給黨中央寫了檢討信。1985 年10 月,鄧穎超重返重慶,在會見抗戰時期在紅巖工作過的部分老同志時,和他們回憶起這件事,萬分感慨地說:“那時為了六角錢董老都作檢討,現在有的人浪費國家資產幾萬元、幾十萬元、幾百萬元、幾千萬元都不心疼呀!”

  1941年底,中共中央為了改善在重慶紅巖的中共南方局領導人的生活狀況,按照干部保健的有關決定,讓中共南方局擬定了一個干部保健標準,給那些擔負繁重工作的領導同志適當提高生活津貼。擬訂這個生活津貼費名單時,周恩來和董必武二人主動要求不把自己列入其中,他們的開支標準和普通干部一樣,和大家一起吃食堂的飯菜。

  1957年,董必武擔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。組織安排他家住在北京鐘鼓樓后一個昔日王府里,住房多,院子大,冬季單獨燒鍋爐取暖,很舒服,家人高興。按照中央警衛規定,中央警衛局安排一個排住在那里擔負警衛任務。董必武上班乘車,汽車要走很遠的路。但過了不長時間,董必武卻要求搬到當時中南海較為窄舊的房子去住。董必武的考慮是:原來的房子離最高法院很遠,每天上班不方便,還需要很多人來回跑送文件,自己上班乘車要耗費不少汽油。到中南海住得是窄一些,但到高院上班,近了一半路程,也就節約了一半汽油,不用很多人來回跑送文件了,不用單獨安排一個警衛排了,也不需要單獨燒鍋爐取暖了。他把這個想法和身邊工作人員說后,身邊工作人員深為董老的廉潔自律精神所感。他的子女也從中學到了他的好品格。

  1964 年董必武到武漢視察,5 月8 日去麻城重訪他過去教學的地方。當地有一個農場生產龜山茶,有一點兒名氣。農場領導同志請董必武去看看,還請他為這個茶葉題名。董必武沒有推辭,題寫了“龜山茶”三個字。臨走時,這個農場工作人員送他兩斤龜山茶,董必武馬上叫秘書照價付款8 元。農場領導說:“這是送給您的,不要錢!”董必武說:“我收下茶葉,是收下你們全場職工的心意,我必須照價付款,如果不收錢,我就不要茶了。”董必武走時堅決把錢留下。

  董必武外出視察,總是堅持吃普通干部的伙食。1964 年董必武到旅順海軍基地視察。吃午飯時,部隊上了名菜名酒招待他。董必武走進餐廳一看,立即回到自己休息的房間,拒絕吃飯。他對秘書說:“中央對干部視察吃飯有明文規定,為什么上這么多的酒菜?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,今天的午飯我就不吃了。”秘書把董必武的意見告訴了海軍基地的領導。他們去向董必武解釋說:“那是不花錢的。我們有個潛水中隊,就在我們招待所附近駐扎,戰士們在進行潛水訓練時帶一個網袋下水,順便帶一點海味來改善生活。這不算是浪費。”董必武聽后表示:“戰士們自己撈的,自己改善生活我不反對,但作為領導干部要嚴格要求自己。戰士自己改善生活與給領導干部擺宴席是兩回事。如果都這樣搞,會吃壞作風的。這樣的宴席我不能吃。”海軍基地領導把名酒和名菜撤走,只留下干部視察工作餐標準的飯菜,董必武才吃了這頓便飯。

  1972 年冬,董必武患感冒住院。中央考慮南方氣候對董必武治病好一點兒,就批準他去廣州療養治病。中辦準備安排飛機送他去廣州,但董必武卻堅持坐火車去。別人擔心他年紀大,坐火車時間太長,身體受不了,勸他坐飛機去。董必武給勸他的人算了一筆賬:坐飛機去廣州,到廣州后飛機還要飛回來,要用很多油,花不少錢。坐火車就能省很多錢。我去治病,要盡量少給國家增加負擔。他堅持坐火車去了廣州,治病后,也是乘坐火車回來的。

  任勞任怨,不謀私利

 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,在黨內資歷是很老的,但他從來不擺“老資格”,不爭地位、不爭名譽。黨組織讓他干什么工作,他就干什么工作。他總以“配角”“跑龍套的”自居, 一生任勞任怨。他總是用“人民公仆”“老黃牛”自勉,并按照“人民公仆”和“老黃牛”的標準,在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。董必武還曾把自己比作“一匹劣馬”,對黨給他的職務感到慚愧。他曾多次向組織提出請求,要求取消他的專車、專職秘書,很多事情他都自己做,身邊的工作人員能夠維持正常工作就行,要減到最少。

  董必武不僅嚴于律己,而且嚴格要求親友、子女、身邊工作人員,不允許他們有任何特殊行為。董必武一生中,也從沒有為自己的親屬、子女辦一件私事。過去人們對于董必武嚴格要求自己子女和親屬的事很少了解。直到董必武逝世后,2016年7月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《董必武家書》,人們才從書中收入的董必武68封書信中,看到不少這方面的故事。

  新中國成立后,董必武家鄉的親屬得知董必武在中央當了“大官”,有的親屬就給他寫信,想通過董必武的關系,要求得到更好的工作和待遇。董必武在回信中總是對他們講:要踏踏實實工作、老老實實做人。1950年,董必武在湖北省供銷合作社工作的堂弟董獻之來信,流露出想“進步”的意思。這年5月8日,董必武給他回信,要求他“好好學習革命的思想和作風,簡單一句話就是學習腳踏實地的工作和老老實實為人民服務的作風”。1952年6月21日,他再次給董獻之寫信時又要求他:“合作社是直接服務于人民的群眾組織,這個工作不僅對你說來是新的,對我們全體說來也是新的。因此,你應當努力耐心學習,掌握政策,練習業務,都很要緊。”董獻之聽了董必武的話,在工作中一直表現很好。

  董必武的堂弟董賢煦在大革命時期在董必武的影響下參加革命。大革命失敗后到崇陽縣農村務農為生,和董必武失去了聯系。按理說,他也是早期參加過革命的人,可以得到一些照顧。新中國成立后,國家開始搞建設,各方面需要一些人參加工作。1951年初,董賢煦給董必武寫信,要求董必武把他安排到北京工作。這年2月13日,董必武給這位堂弟回信如下:

  賢煦弟:

  元月13日信早收到,謝謝你的惦念!

  弟努力生產、幫助政府收糧,均獲成績,得到獎勵很好。農村在土改后需要建設的工作很多,鄉村人民代表會議要開好,要組織鄉村人民政府,政府要領導和組織農業和農副業的生產,要蓄水積肥,要耘草除蟲,要植樹蓄林,要組織好合作社……革命的目的是求得人民的解放,特別是勞動大眾的解放。假使我上面寫的許多事情在農村辦不好,革命果實農民就不完全享受得到。

  你現在農村居住,能識字,要好好地幫助當地人民完成上級所號召的任務。弟努(力)生產,可爭取做一個模范。不要拋棄工作已有根基的地方,目前來北京沒有必要。我今年雖滿六十五歲,還能為人民服務做些事。你努力生產,當地人民知道你、信服你,政府也信任你,到任何地方工作都一樣。

  專此

  即問近好!

  必武二月十三日

  董賢煦聽了董必武的話,安心在農村務農。1954年董賢煦家鄉遭受水災,他自己又生病了,想求董必武幫助,便于當年10月兩次寫信給董必武,要求通過董必武的關系得到一筆貸款。董必武生病,不能親筆寫回信,便于10月24日請秘書代筆寫了回信,信中寫道:

  十月二日和十四日的信都收到了。你身體多病,要長期休養。

  今年我們國家遭受水災,政府撥了不少糧款物資救濟,但受災面積大、人口多,每一災民得自政府的救濟畢竟有限,主要是靠自己努力生產渡過災荒。

  人民銀行的貸款主要是幫助生產,比如為農業生產缺乏種子、耕具等請求貸款,銀行一定會考慮,這樣的事用不著我介紹。至于貸款作別用,我介紹也不生效。

  請你注意,國家是人民的國家。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,必須為人民服務,除了法律規定的職權外,任何人沒有特權。在你思想中,對這點似乎還不很清楚。

  為了救你之急,在我生活費里撥二十萬元(第一套人民幣,約合第二套人民幣20元——筆者注)給你用。這點當然不能解決你當前的困難,但我又有什么更多的力量來幫助你呢?請還是在互助組內多想點辦法吧!

  董必武對自己的子女要求非常嚴格。他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有遠大理想,要有奮斗精神,無論是從文還是從武,都要有真本領。“立大志、樹雄心,準備在社會主義社會成為一個不可缺少的人。”1963年1月28日還專門寫了首《字三子》詩,其中有這樣幾句:“蓄勢如鷹隼,奮飛健翼張”,“武能御外侮,斯文亦在茲”,“如鵬飛有意,標指向天津”。同時董必武更要求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權,而是腳踏實地,向人民群眾學習,與人民群眾在一起努力工作。他的大兒子讀大學時,在校內報名申請長期下放,之后寫信報告父母并征求意見。董必武立即回信欣然表示同意。他在信中說:“你希望我們提意見,我同意你報名愿意下放,也同意你自愿下放到的地方。如果再要問還有什么意見的話,那就是領導上決定下放你到什么地方去,你就愉快地踴躍地到什么地方去。”

  1969 年春天,董必武的小兒子董良翮高中畢業。當時董必武已經年近84歲了,按照規定,他的小兒子可以留在北京安排工作以便照顧董老,但董必武卻堅決要求小兒子下鄉插隊。董良翮聽爸爸的話,主動報名下鄉,到晉縣周頭公社賀家寨大隊插隊落戶。小兒子臨行前,董必武專門和他談話說:“你是革命的后代,要嚴格要求自己,生活上要艱苦樸素,和群眾同甘共苦,決不能高人一等!”“你不能當特殊農民,要做一個普通農民。你要聽老農的話,聽隊長的話。”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條在戰爭中用了多年、打著補丁的舊毛巾送給小兒子,還專門給他題詞,囑咐他:到農村去要努力生產,要作一個好農民。董良翮到河北晉縣農村去插隊,一干就是8年,很少回北京。董良翮所在生產大隊的同志到北京出差,董必武為了了解董良翮的情況,還把他們請到家里來,專門問董良翮在農村的缺點,以便對他及時幫助。他還對這些公社、大隊干部說:“你們要幫助良翮,他還年輕,工作上要向你們學習,你們經驗豐富,當他的老師,教育他在農村好好工作,參加農業勞動,讓他還是當一位普通農民好。”董必武在給董良翮的信中一再囑咐他努力生產,向農民學習。董良翮按照父親的教導去做,在農村表現非常出色,于1970年12月加入共產黨,不久又擔任了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。董必武得知后,很高興,但仍然寫信告誡他要注意兩點:一是不要“一得自矜”,二是不要“淺嘗輒止”。董必武還想讓董良翮的兒子長大了也到晉縣農村去。他在給小孫子的詩中寫有這樣的詩句:“父母在晉縣,農忙事田畝。望爾速長大,協作左右手。吾意亦云然,世為農人好。孫良頗茁壯,天逸符大造。”1975 年初,董必武病重住院,董良翮回京照顧父親,但董必武卻說:“你是地方干部,農村工作忙,不能長期耽擱。我這里有人照顧,你還是回農村安心工作。”董良翮只得與父親揮淚辭別。董必武臨終前對于如何安排董良翮的事,專門對夫人何連芝說:“良翮是晉縣的人,不是北京的人了。他的事要由晉縣組織上去安排,我們不必多操心了。”

  董必武對身邊工作人員要求也很嚴格。他在西柏坡工作時,有一次到武安縣冶陶鎮參加會議。當地老百姓織的布很好。當地政府和老百姓拿出幾匹布送給董必武的警衛員和秘書。董必武知道后,嚴厲地批評了他們,讓他們把布匹送了回去,并告誡他們,今后外出工作,不論是地方政府送的,還是老百姓送的東西,一律不能收。

  1954 年,董必武率中國代表團訪問保加利亞。保加利亞政府送給中國代表團每個團員3000 列弗,每個隨員2000 列弗作為零用錢。大家想用這些錢買點紀念品。董必武得知后嚴肅地說:“這些錢不能分給個人,要交給大使館,為國家節省點外匯。我們這次出國已經花了國家很多錢。不要忘了我們革命剛勝利不久,經濟還很困難,群眾生活還很苦。我們黨艱苦奮斗的精神不能丟!現在我們執政了,更要廉潔奉公,把一切可以節省下來的錢都用到經濟建設上去。”大家聽后都同意把這批錢送給中國駐保加利亞大使館。他還不止一次教導身邊工作的同志,用“是否把革命的需要看成是個人的需要,是否全不考慮個人得失”當作一把尺子,來檢驗自己是否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。董必武常常勉勵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,要抓緊學習,希望他們每天都能抽時間讀三至五 頁書。同時,還對他們約法三章:一、不許向地方上要東西;二、不許假借自己的名義在任何部門搞特殊化活動;三、不許接受禮物。

  “性習于儉,儉以養廉”

  愛好書法的董必武經常寫這樣8個字“性習于儉,儉以養廉”。這8個字是董必武的自勵,也體現了他一生儉樸的習慣。

  董必武參加長征時,自己親自背著一個厚帆布做的馬褡子。這里邊除了裝著他喜歡讀的書,以及他換洗的一件滿是補丁的衣服外,還裝進一些他撿來的破布、棕片,還有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一個針線包,戰斗間隙他用來補衣修鞋。他用這些東西做成特制的草鞋,省下部隊發的草鞋給別人用。別人問起時,他說:“這些東西都有用,把棕片拿布帶一綁,就可以穿著它繼續行軍了。”同志們稱之為董老的“萬寶囊”,他欣然接受。董必武把這個“萬寶囊”帶到延安,又帶到北京。他也一直保持著撿舊東西裝進“萬寶囊”的習慣。新中國成立后,這個“萬寶囊”仍保存在家中。直到董必武逝世后,他的家人才把這個邊角泛黃、布滿灰漬的“萬寶囊”捐獻給湖北紅安縣董必武紀念館。

  在延安時期,董必武為了工作方便,只花一元錢買了一塊舊懷表。這塊懷表走得不很準,但董必武卻一直用著,說:“反正快慢只要誤差不超過半小時就行。”

  董必武喜歡作詩,但他作詩從來不用公家的紙,而是寫在各種形狀的廢紙、舊信封、舊日歷、過時的請柬上。他從1939年到1975年共寫詩1300余首。這些詩都是他親筆寫在上述廢棄的紙張上的。

  董必武愛好書法,字也寫得好。但除了個別時候給一些單位的正規題詞外,他從來不用白紙、宣紙寫書法,都是在舊報紙上寫。大楷寫了寫中楷,中楷縫里插小楷,把一張報紙寫得密密麻麻的。他所用的毛筆,筆頭掉了也不扔,自己動手修理一下照樣用。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勸他扔掉不能再用的舊筆時,董必武說:“一支筆,不值多少錢??墒?,我們幾億人口的大國,每個人節約一點,加到一起就不是小數字了。大家都要愛惜社會財富呀。”

  董必武用度十分節儉。牙膏直用到擠不出來了才扔,一個臉盆用了幾十年。他常年穿布鞋,鞋底磨薄了,就加一層。毛巾破了洞,補一下繼續用。毛巾先用來洗臉,舊了就用來擦手,再破舊了就中間剪開兩頭接上用來擦腳。董必武不僅自己節儉,還教育子女養成節儉的習慣。他的孩子們上學后,從小學到大學,家里除了給牙膏、毛巾等日用品以及來回乘公共汽車的車費外,從來不給其它零錢和零食、消耗品。他的兒子到外地讀書,董必武只給學費、伙食費和其它一點兒必要的錢,但要求用錢必須記賬。董必武給子女們講這樣的道理:養成記賬的習慣,你將來要用錢的時候,就會從實際出發,不至于專從需要方面著想而要顧及可能了。

  新中國成立后,董必武曾先后擔任過許多重要領導職務。他還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,代主席等職。雖然職務越來越高,但他依然保持著艱苦樸素、勤儉節約的習慣。他進城后,由于出國訪問而做過一件長呢大衣,此外再沒有做過其它大衣,只有這件大衣一直伴隨董必武,直到他與世長辭。

  原載:《世紀風采》2021年第2期

  編輯:宋德政

  統籌:汪東偉

  編審:干江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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